12月31日 | 2025年

人们书写时对空间的处理方式，是由书写习惯决定的，而决定习惯的是他们控制结构与空间的潜意识。审察各种作品，发现空间的开放、舒展并不涉及复杂的技术，只关系到个人空间模式的构建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对这个问题的敏感和意识。设想那些空间疏朗开放的作者，他们察觉到空间、结构的开阔与某些笔画落下的位置相关，每逢这种情况便谨慎处置，久而久之，变成习惯，进入潜意识，成就了一种风格。
书法史上，早期书写力求匀称，空间的舒展即包含于其中。做到匀称以后，随着书写自觉意识的发展，以及草书和行书的成熟，东晋以来，对空间的处理逐渐分化为两条线索。一条线索，是压缩部分空间，扩大另一部分空间，形成疏密的对比。王珣、黄庭坚、张瑞图等为代表。王珣（三四九—四〇〇）《伯远帖》笔画繁复处不回避密集的排列，其他笔画能舒展，形成对比。空间疏、密分为两类的特征开始出现。此后，结构中大小空间对比越来越强烈，但大空间不是由故意摆布得来，而是由笔势的自然引申得来。如柳公权《蒙诏帖》，大小空间相差悬殊，对比强烈，但小空间能打开时则打开，作品并不显得拥挤。黄庭坚（一〇四五—一一〇五）的草书作品中，某些部分故意压缩，造成密集、拥挤的感觉，其他部分则竭力伸展，笔画长度已经超过均衡、匀称的需要；执意在传统之外开辟新的样式，摆布的用心至为明显。张瑞图（一五七〇—一六四四）、黄道周（一五八五—一六四六）等压缩的意向尤为强烈。黄道周笔画集中处不厌其密，而张瑞图则疏处密处均夸张至极。

另一条线索，以王羲之（三〇三—三六一）为代表，空间尽可能均分，内部空间疏朗，边缘空间几乎完全敞开，与周边空间融合为一体；规定结构使各部分无法匀置时，每一部分各自保持均分状态—这种随时均分的意识使王羲之的作品保持了一种非常疏朗的结构。属于这一系统的重要作品有褚遂良《枯树赋》、孙过庭《书谱》、颜真卿《祭侄稿》《刘中使帖》等。

还是喜欢王羲之的空间处理，均衡中庸的极致之美。